毫无疑问，正在掀起一场严酷的“抓内鬼”风暴。
从哈尼亚在德黑兰核心地带的国宾馆遇刺，到纳斯鲁拉在贝鲁特深达数十米的地堡中被地壳钻头弹撕碎，再到上周本人在德黑兰遭遇袭击身亡，中东什叶派之魂的领袖层几乎被以色列屠戮殆尽。
摩萨德能精准定位伊朗这些高官，如果说没有内鬼策应，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死亡现场周围，都有一个人的身影，圣城旅最高统帅卡尼。
情报显示，他几乎每次都刚好在附近督战，却又每次都能在导弹落下前的黄金时刻奇迹般地撤离。在波斯湾波诡云谲的情报战场上，这种好到爆的运气往往只有两种解释：要么他是真主选定的幸存者，要么他就是那个藏在深海的摩萨德特工。
现在一些阿拉伯媒体、社交平台和亲以博主，已经指名道姓说，卡尼就是那个最大内鬼。因为道理很简单，就像一句电影台词所说：今天谁没出现，谁就是卧底。
在X上，关于卡尼的结局有很多说法，有的说卡尼已经被拘捕和吊死，有的说卡尼已经顺利抵达以色列。
其实在此前数月，西方与中东媒体已经持续炒作卡尼是摩萨德内鬼，还说他已经被伊朗软禁审讯。
对此，2025 年 6 月 30 日，一个与摩萨德关联的 X账号，曾发布一条仅 6 个波斯语单词的帖文，直译为“卡尼不是我们的间谍”。
这个账号是以伊停火后的2025年6月24日开通的，粉丝超14万，被视为摩萨德官方或半官方发声渠道，用于对伊朗舆论战。本次的发声风格，非常符合摩萨德 “模糊化信息战” 风格。
在间谍战中，真相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怀疑本身产生实质性的破坏力。
目前的卡尼，究竟是身陷囹圄、已被秘密处决，还是已经胜利逃亡以色列？在德黑兰没有给出最终交代之前，他已经让那个曾经令人生畏的圣城旅，正面临着自1979年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崩塌。
来了解一下圣城旅。
这支部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中最为神秘且权力巨大的分支。它并非普通的地面部队，而是一支专门负责海外行动、特种作战以及管理伊朗在中东乃至全球代理人网络的精英武装。
圣城旅的名称“Quds”源自阿拉伯语中的“圣城”耶路撒冷，这直接揭示了其最高政治目标。它是伊朗输出革命、扩展地区影响力的核心工具。
在很多时候，圣城旅指挥官在伊拉克、叙利亚的权力甚至超过了伊朗正式的外交官。
圣城旅最令人侧目的能力在于它对“代理人战争”的极致运用。通过其构建的“抵抗之弧”（Axis of Resistance），伊朗在无需直接卷入战争的情况下，深度介入了多场地区冲突。其控制和协调的组织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PMF）和哈马斯等。
圣城旅的崛起离不开两位关键指挥官。一位是卡西姆·苏莱曼尼，这位圣城旅的传奇统帅，拥有极高的人格魅力和战术眼光。他将圣城旅从一个单纯的特种部队提升到了战略决策层级。2020年他在巴格达被美军暗杀，这是圣城旅历史上最大的损失。
苏莱曼尼死后，埃斯梅尔·卡尼（Esmail Qaani）接掌了圣城旅。苏莱曼尼擅长现场指挥，而卡尼更偏向于在幕后管理。哈梅内伊对卡尼高度信任，称其“多年为国效忠，是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
1957年出生的卡尼，今年69岁，1980年加入革命卫队，两伊战争期间曾任师长。1997年起担任“圣城旅”副指挥官，负责财政与武器运输，深入参与真主党及中东、阿富汗、非洲事务。
卡尼与前任苏莱曼尼在行事风格上非常不同。
苏莱曼尼的指令，往往通过直接的人际接触和战场巡视下达。这种模式，虽然在现代情报网面前显得非常落后，但其好处是，外部机构也很难通过技术手段截获信息。而卡尼接手后，由于他的资历与阿拉伯语能力的不足，于是将指挥链路进行了数字化改造。
这种转型让摩萨德很开心。
以色列拥有顶级的电子侦察能力，只要截获某段频率或破解某个协议，就能获得机密情报。
更为致命的是，卡尼推行的分权模式，即号称一个指挥官丧生后会有相应人马立即替补的马赛克防御模式，虽然旨在分摊风险，却也意味着权限的下放。权限越分散，触点就越多，情报就越容易泄露。
如今，随着马赛克防御在以色列算法级打击下的层层崩塌，德黑兰的情报中枢显然意识到，任何基于现代通信协议的指挥体系在摩萨德面前几乎都是透明的。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正迫使伊朗决绝地回归原始的指挥手段。
伊朗人现在打算重拾古老的人力情报网。指令不再通过卫星电话或加密应用，而是改为手写的纸质密信，由经过多重政审的肉身信使通过摩托车或民用交通工具跨越国境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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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原始化的代价固然惨重，但对于目前的德黑兰而言，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以色列除了用技术手段截获伊朗人的信息，还有其他手段吗？
显然有。
如果把视野拉长，就会发现，摩萨德在伊朗的情报网络，已经经营超过半个世纪。
早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以色列与伊朗曾是中东地区罕见的准盟友。1950年代，在美国主导的冷战格局中，伊朗的巴列维王朝被视为中东重要的反共盟友。以色列当时与伊朗保持着密切的秘密合作关系。1960年代，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调下，摩萨德开始参与训练伊朗的国家安全机构——萨瓦克（SAVAK）。
那时的德黑兰，不仅是中东石油资本的中心之一，也是一座谍影重重的情报城市。
摩萨德顾问长期驻扎在伊朗，为萨瓦克建立情报培训体系，从反情报审讯、秘密监控到地下网络管理，几乎整套现代情报技术都在这一时期被引入伊朗。很多伊朗情报官员曾接受以色列方面的系统培训。
可以这么说，在1979年革命之前，以色列不仅了解伊朗的安全体系结构，还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塑造过它。
那一时期，大量以色列情报人员长期驻扎在德黑兰。两国之间形成了深度的安全合作网络。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这种关系在政治上突然中断，但情报世界的许多旧网络、旧渠道仍然在暗中存在。卡尼是不是很早之前就是摩萨德埋下的闲棋，谁也不知道。
过去十几年里，一系列震动中东的行动不断证明，以色列在伊朗内部依然保持着惊人的渗透能力。
伊朗国内存在多层权力体系，革命卫队、情报部、宗教系统以及地方安全力量之间，既合作又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外部情报机构留下了渗透空间。同时，伊朗境内还有库尔德、阿塞拜疆等不同族群，一些情报活动往往借助这些社会网络展开。
这也是为什么，每当伊朗高层遭遇精准打击时，德黑兰内部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技术漏洞，而是内鬼。
不过，针对伊朗高层接连遭遇精准打击是否都是因为内鬼，也有不同解释。
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有篇报道说，摩萨德多年来通过网络攻击与系统渗透，可能早已经黑进了德黑兰的城市监控体系。
近年来，德黑兰大规模部署交通摄像头、车牌识别系统以及城市交通调度平台，这些设备通过统一的数据平台进行集中管理。本意是用于交通管理和城市安全，但在网络安全防护不足的情况下，也可能成为情报入口。
情报人士认为，如果情报机构能够获得这些系统的访问权限，就可以长期调取街头摄像头画面，并结合车牌识别、移动通信信号以及交通流数据，对特定目标进行持续追踪。通过数月甚至数年的数据积累，情报分析人员可以逐渐还原出某些车队的活动规律、安保人员的值勤路线，甚至高层人物的出行节奏。当某些车队反复出现在特定地点，并伴随特殊的安保模式时，情报人员就可能判断其中存在高价值目标。
报道还提到，在最近几次空袭行动之前，目标区域周围的通信信号曾被短暂切断。这种做法通常用于阻止现场人员通过手机或无线电迅速传递警报，同时也能避免行动过程被反向定位。
从情报技术角度看，这意味着美以方面的精准打击，很可能并不仅仅依赖内部泄密，而是建立在长期的技术监控与数据分析之上。
在高度数字化的时代，城市早已不只是钢筋水泥构成的空间，它们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数据系统。道路上的交通摄像头、楼宇外的监控设备、车牌识别系统、信号灯控制平台、城市数据中心……这些原本用于治理与公共安全的基础设施，正在悄然构成一个覆盖整座城市的数字神经网络。
在和平时期，这套系统可以提升城市治理效率，也让社会运行更加可控。但一旦进入地缘冲突甚至战争环境，它们也可能成为新的情报战场。
值得注意的是，德黑兰城市监控体系中的相当一部分设备来自中国厂商。过去十多年里，伊朗在城市安防、交通管理和公共安全领域大规模引入视频监控系统，其中不少设备由中国企业提供。
在西方制裁环境下，中国企业几乎是少数仍愿意为伊朗提供城市数字基础设施的供应方。从道路摄像头到车牌识别系统，再到城市数据平台，德黑兰近年来逐渐建立起一套覆盖主要道路和公共空间的监控网络。
当然，目前并没有公开证据显示这些设备本身存在问题。真正的风险往往来自系统的整体安全架构，包括网络防护、数据权限管理以及后台服务器的安全等级。一套再先进的监控系统，如果在网络层面被攻破，同样可能成为情报入口。
看到德黑兰监控系统可能被情报机构利用的讨论后，也有中国网友提出一个极端的观点：既然城市监控网络存在被渗透的风险，那是否应该干脆减少甚至拆除这些摄像头，以免在未来冲突中被对手利用？
这种看法并不难理解。毕竟，中国城市的摄像头密度只会比德黑兰更高。道路、社区、商场、地铁和公共空间中部署的海量监控设备，已经构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城市监控网络之一。如果有人能够进入这套系统，理论上也可能获得极为庞大的城市数据。
但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于摄像头本身。拆掉摄像头并不会消除数字时代的安全挑战，反而可能削弱城市治理能力。真正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技术层面建立更坚固的安全体系。
从更高层面看，技术可以渗透网络，却很难渗透一个社会的信任。
毕竟，一座城市真正的防线，不在城墙，不在代码，而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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